我母亲虽是家有薄产者的女儿,但,读书却不太多。母亲把这归咎于我从未见过面的外公重男轻女。我觉得,祖居湖南汨罗的外公重男轻女的种种,使得母亲在上个世纪40年代后期,义无反顾地跟着修粤汉铁路的安徽籍父亲远走他乡,且不再有倦鸟归巢的乡恋。
母亲从小至大,对五个儿女并无苛严的家训,但,吃饭要端起碗、碗里不要剩饭以及吃饭不要嘴里吧唧出声之类,她是念兹在兹。如若违反,她的针砭是:没得家教!因为听得多了,不仅我吃饭绝不敢放恣出声,但凡听得周边
的食客吧唧吧唧、旁若无人,也觉得十分难堪。我的一个女熟人,离异,问其因,答曰,不能忍受丈夫吃饭时,嘴里如过屠门而大嚼的嘹亮的声响。私揣:她所受的家教,可能有与我相类之处。原本是一番针红绵密的母爱,却恰害了女儿的婚姻———如果前女婿仅有这样一个未必算得上缺点的缺点!
这里说的家教自然不是通常意义的上门教课,而是家庭教养的同义。如此看来,所谓门当户对,对儿女媳婿日后性相近、习亦同、婚姻幸福,其实有大利存焉。原因盖在门楣相若、家风类似的家庭,生活细节、待人接物种种,会和顺默契得多。这种话,点到为止,且不能一概而论,不然,有追随封建之嫌,自我批判曰:宣扬什么门当户对,你的人文叛逆精神恐不及七八百年前王实甫的一部《崔莺莺待月西厢记》!又且慢,其实,花费一番周章后来与崔莺莺成就一番好事的张生张君瑞,也非等闲家庭,他的先人曾经官拜礼部尚书。张生本人更是萤窗雪案,刮垢磨光,学成满腹文章!只是时机未到,所以,“万金宝剑藏秋水,满马春愁压绣鞍”。这种家教及个人,与前朝相国之女崔莺莺坎坷一时,终成百年好合,哪里又悖谬情理!
记得那年我携已在中大念大二的女儿相吉子晋京,她是作为交换生,在中国政法大学就读半年,因忙,把她放在朋友陈墨家休憩。陈墨是文学与电影批评家,对金庸犹有厚厚一秩研究心得。他后来语我,吉子懂事。我问何以见得?他说,吃饭的时候,吉子会给别人铺上碗筷,续上茶水等等。我说,这等小事,不足凭证。他说,小处见大,这是家教问题。后来我想,其实,我并未给女儿做过这类家教,盖因她始终在一个三代同堂的家庭长大,长幼有序,耳濡目染,习惯成自然而已。按她的话说,看你们怎样待爷爷奶奶的,我就知道怎样待你们。今年暑假,我带吉子与几个研究生去庐山(吉子已是香港大学研究生毕业),她背着一个挎包,挎包旁边始终插着我的一个保温杯,不时端出来奉我。这个细节,被我的一位在庐山脚下九江任市委办公厅主任的朋友黄大明看见,大为感慨,认为这是生女儿好的佐证。我后来见到他在交通银行任职不久的儿子,眉清目秀的一个聪明小伙子,但在与父亲的交往上,或不及女儿的细心与旖旎,招致他生发如斯感喟吧。
这使我想起,“文革”那会儿,我在南昌铁路局下属宜春火车站当工人,十七八岁,见到我师傅的女儿从知青点回来,一个留着大辫子的伶伶俐俐的姑娘,见到父亲,十分亲热,后来还搀着父亲一道回家,尽管,他父亲当年远未到需要搀扶的年岁!我当下就发愿,以后如有女儿,也要她敢在大街上搀着一般高的老爸。这个“宏愿”,现在看来是不成问题了。之所以不成问题,是女儿还在学步的时候,我就给她讲过不止一遍“师傅和他女儿”的故事,如墨落宣纸,慢慢洇透。联想到一个至亲的女儿,业已大学毕业工作,某次吃饮,她独自啖嚼,也不招呼周围。我讶问,你怎么会这样?!她后来检省:从小跟父母生活,无论吃水果或其它,父母总是让她吃完才捡剩吃,久之,养成习惯而不自知了。
家教之影响,果然是润物无声。
我在深圳做房地产的一个大学同学,曾经这样跟我说过:小时候在江西农村老家,没人讲你教你太多,我行我素;后来大了,才发现自己有很多与生俱来的坏毛病,成型了,想改也难,所以我现在公司招人,会看看他的家庭教养。
家教如何,直接承接父母,其影响,甚至超过学历多矣。
比家教更重的是家学,提起家学,我们就会由衷想起陈寅恪、钱钟书、宗璞等等,那种世家子及家学陶冶出来的精神贵族气质,是何等馨香扑鼻,断断不是当下一个金钱爆发、纷纭而去上所谓贵族学校可以比拟的。
惜乎,那种凌霄而飘逸的高贵,后来一个个都被雨打风吹去。
作家阿城曾经和女书法家孙晓云有一个对话。孙晓云谈到她的舅舅,从小就受两种教育长大,一是中国古文,一是英文,中西文化俱佳,中文的典故无所不知,英文的典故也无所不知。“他永远给你一种优越感,不是盛气凌人的优越感,而是一种人的自信,不会堕落。他好像代表一种文化,一种非常厚的文化。”
好的家庭、家教和家学是一个酒窖,随时日增长而熏染、沉淀,就能酿出香远益清的品格与文化。曾做过台北市文化局长的龙应台,生养过两个孩子,她写的那本《孩子,你慢慢来》,就是讲的养孩子不可操之过急的道理。
在不可过急这一点上,养孩子与那些山里的动植物一样,需要一些自由与放恣(当然不是宠溺),那些整日赶着儿女弹琴学画进奥数班的父母,不可不察啊。